中国在五个方面存在供给抑制 制度变革才能激励创新

　　主持人：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在五个方面存在很严重的供给抑制，您能说一说是哪五个方面吗？

　　滕泰：这五个方面的话，不是中国所特有，就是财富的五大源泉。财富的五大源泉，一个是人口和劳动，所以马克思讲劳动是价值的源泉。那我就问你，什么是劳动的源泉？人口是劳动的源泉。你不让大家生孩子的话，人口没了哪还有劳动。所以说，第一个财富的源泉就是人口和劳动，而在中国显然正在受到抑制。首先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改了。30年前是正确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，但是时过境迁，政府不能够刻舟求剑，人口的这个结构已然变化了。老百姓生孩子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。现在你放开的话，生不生还不一定呢，再过几年，你放开可能大家都不生了。

　　综合生育率已经降到全世界里面较低的水平。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快放开人口生育政策，至少要尽快放开二胎。确保中国有长期有足够的劳动力。

　　其次的话，有劳动力有人口，你不让它优化配置也不行。他到一个城市里面就业，你不给他户口，或者你歧视他不让他买房子，让它买房子。社保里面有医疗保险，小孩就业都有问题，那它这个劳动它就不会优化配置。所以说在人口和劳动抑制问题，就要放松计划生育控制政策，尽快实行二胎制，放开户籍制度，除了北京上海可以分期分步骤走，其他的中小都没有问题了，应该尽快放开这个限制。

　　第二个财富源泉的抑制，就在于这个土地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抑制。土地，连产权都搞不清楚，说是搞什么城镇化等等，但是中国实际上有200多种土地承包办法。

　　主持人：有两百多种?

　　滕泰：对，有两百多种，你去统计，有的学者做过研究的。现在咱们北京的延庆现在还有某些村子像人民公社一样，土地全是集体的从来没有分过，30年都没有分过。有的土地是5年一签，3年一签承包合同的。有的这个合同就不固定，这个村子里面娶进一个媳妇就给她重新分一个地，过几年以后死了多少人，进来生了多少孩子又重新分一下，完全随机，没有合同的。扒块石头一搁这就是地标。有的村子里面一半的人有地，一半的人没有地，等等什么情况都有。所以中国这个土地承包连权利都搞不清楚，所谓集体所有制就是的乱七八糟的。所以说土地产权不清晰，资源产权就不清晰，地方政府和乡镇随便划分，乱占地，有以集体的名义利用各种方法……总之资源的使用效率会低下。所以土地和资源的产权没有确定清楚的话，就很多生产力的空间就出不来，就会受到抑制。

　　其次是科技创新的这些体制约束，中国的科研院所，以及国子头的类似中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，到底产生了多少(创新和财富)？像Google、苹果、中国的百度、阿里巴巴这些技术是不是他们创造的？我觉得要好好的反思和改变这一块的东西。

　　当然还有就是制度，制度本身也是财富的源泉。八十年代以前，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，后来变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，大家都吃饱了。你看在人口、技术、资源给定的情况下，制度的变化也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不一样。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从供给侧看财富的源泉，到底有哪些东西受到供给抑制，就像邓小平讲的解放生产力，用新供给主义的说法就叫做解除供给抑制，释放财富的源泉。咱们前总书记也讲过“要让一切财富源泉充分涌流”。那么制度层面本身就要求更深的改革。

　　主持人：那您觉得这种长期的抑制，是因为理论和认识上的问题多一点，还是利益牵制多一点？

　　滕泰：这社会经济体制的演化一天天逐步形成的，比如说公有制在建立最初的时候还是好的。新中国刚开始的时候，劳动积极性也好高，效率也好高，但做着做着就不行了。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很不错的，但弄着弄着就出问题了。国有资产也不见得是全然错误的，计划也不是全错的，但是把国有资产搞的很庞大，规模太大冗员太多(就出问题了)。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，第一代石油人的话，可不像现在的中石油被抓了的这批人这么腐败，那时候王进喜他们都是拼了命的去创造财富为国家做贡献的。但等这些越来越大了之后，前进的动力就不足了，自身就僵化起来，就会变成社会进步的障碍。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种制度，任何一个企业，小到一个家庭、一种技术都一样。一种技术产生了以后，就会变成了新技术产生的阻力。你看像搞煤炭火车的人一开始做的很好，但是你要是做一个电动火车他一定阻碍你，因为你做了以后就把他完蛋了。

　　所以老的既得利益者，一定会成为新的改革的阻力，这个跟政治体制跟文化什么的都没有关系，人类的规律就是如此。所以一个社会它如果体制也好，经济也好，如果长时间不动就会出现问题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变化，需要改革，需要刺激新技术，利用新制度让新人才跳出来，改变已经沉淀的一潭死水的东西，所以改革必须要出现周期性的改变的力量。

　　主持人：西方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，就是“破坏性创新”嘛。

　　滕泰：对，按照熊彼特的讲的就是“Disruptive Innovation”，必须得这样。这个东西讲从理论讲必须这样，不把老的东西换掉新的东西会出不来，但是这个东西说是说得容易，做起来非常困难。假设这个改革是有好处的，但是这个好处不会马上出现，所以在认识上就达不成统一。比如说人民公社的时候，这些老的公社书记，村长都很反对你改的，你改的话不就没有权力了？但是二十年以后看这些早就提上来到县长，或者下岗不干了也当上了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了，那老的村支书那一带的人都是后来的乡镇企业家，都变成了改革的受益者。但在最初改革的时候，未来的前景看不到，但眼前的利益受损，所以这些人就成为了改革的反对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