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一段时间，一些国外品牌相继因在中国市场有“暴利”之嫌，而遭媒体曝光。最新“上榜”的是美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。之所以被曝光，是因其产品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定价高于在本国或外国其他市场。“中国消费者为什么要花这笔冤枉钱”成为媒体质疑的核心问题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如此设问在传播策略上是成功的。中国消费者大都处于“价格敏感”阶段，许多人虽然囊中羞涩，但为面子还是承受了洋品牌的高价格。本来就谈不上“心甘情愿”的人们，被一撩拨，说是“中国消费者被欺负了”，当下就抗议声四起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回顾今年几起类似案例，我们看到，虽然曝光使一些洋品牌的形象受到影响，但并未达到其产品大幅降低价格、向中国消费者“谢罪”的效果。媒体曝光最后只是以负面的方式，扩大了洋品牌的知名度。

　 　曝光之所以没有产生报道者所期待的作用，主要因为媒体虽然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，甚至可以令消费者用脚投票，但没有力量行使唯有行政和司法机关才有的强 制执行的权力，对商家既不能立即关停，也不得给以罚款。媒体不是执法机关，法律没有授权媒体来直接维护市场秩序。按照我国法律，除个别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 物资外，在竞争性领域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有权自行定价，不受物价部门限制。所以，行政执法机关不会干预企业行为。即便媒体想干预，或者做出了干预的行 为，也难以奏效。

　　反过来，也不能说媒体不能对市场交易的价格进行监督。在当代社会，媒体监督权已经成为一种得到公众和法律认可的“巨大 权力”。而且，与立法、司法和行政等诸种权力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和程序行事不同，媒体可以在法律明确禁止的事项之外，履行职责，行使权力。所以，对有些 事关公共利益的市场行为，作出适度监督乃至干预，是完全可以的，甚至是不可或缺的。比如，如果政府采购定价过高，超过市场正常价，媒体当然可以曝光。

　 　但对个人购买行为，只要是真实的意思表达，消费者愿意出多高的价格，就不容媒体置喙了。至于说，中国消费者收入没有欧美国家的高，为什么支付的价格却要 更高？一则因为“中国消费者”不是一个同质概念，对不同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能一概而论；二则中国消费者更愿意花钱买面子，洋品牌的高级策略只是投其所好。

　 　还有一种情况，商品本身普通得很，但由于公款消费涌入导致价格畸高，媒体也有权力监督乃至干预。比如，曾几何时成为“奢侈品”的“国酒”茅台，就受到媒 体轮番抨击。不是茅台本身不能成为奢侈品，而是支撑茅台成为奢侈品的公款消费有问题。所以，媒体监督意不在干预价格，而在于由此入手，限制官员职务消费， 堵住纳税人损失的漏洞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过去一些媒体上常见如此责问：“茅台这么贵，普通民众要几个月收入才能买一瓶？”这真叫毫不相干。普 通民众买不起的东西多着呢，只要不是像馒头、食盐、冬季供热等基本必需品，普通民众完全可以当它不存在。媒体不应该用民粹主义的煽情来挑动低收入人群对社 会不平等的敏感情绪。

　　一句话，媒体可以比其他权力机构管得宽一些，这没错。但是，一则媒体作为公共权力，应当管具有公共性的事情，不能 越界。已经放给企业自行决定的定价权，不在媒体干预范围之内。媒体不能以成本高低或国内外销售价差异为由，随便对企业定价提出质疑。中国市场上的商品比国 外贵出许多的多了去了，岂止进口的洋品牌？多少中国生产的商品漂洋过海到了国外，花了路费和关税，最后还是卖得比国内便宜，怎么没有见到被穷追猛打？要说 不合理乃至荒诞，不用问，也是后者更明显些吧。

　　二则讨论市场现象，不要随便上升到“中国消费者被欺负”的道德高度。毕竟，市场秩序首先 是法治秩序，不是道德秩序。如果忙于占领道德制高点，仅仅发表言论，关系还不大，但真要解决问题，还得回到法律上来。除非国家立法，规定喝咖啡也属“国计 民生”范围，并实行价格管制，否则就不能强制让星巴克降价。所以，媒体煽情，只是赚足了眼球，消费者该干嘛还干嘛，地球还是照样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