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2012年开始，多年支撑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开始减少；与此同时，人才红利正在形成，并开始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中持续释放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继续用好人口红利，更加注重人才红利，实现智能型增长，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。

　　所谓人才，主要包括党政人才、企业经营管理人才、专业技术人才、高技能人才、农村实用人才、社会工作人才。人才资源的大部分、最有创造力的部分 是科技人力资源，即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、发展、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。因此人才红利，核心是科技人力资源红利。

　　科技人力资源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比较大，而且结构年轻、成本较低，从而使经济发展获得研发密集、知识密集和创新驱动的条件。当前，我国正在进入科技人力资源红利期。

　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将持续居世界之首，并与其他国家拉开较大距离。2006年，我国科技力资源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一，2012年估计在7000万人左右；“十一五”期间增速接近10%，按此速度，2015年将超过1亿，2020年将超过1.6亿。

　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就业密度将持续增大。2012年，我国就业人员中科技人力资源占比，即科技人力资源就业密度超过9%。2006年—2009 年，就业人员年均增速约为0.7%，而“十一五”期间科技人力资源增速接近10%。根据人才、教育方面的规划，在未来的十年里科技人力资源就业密度将会进 一步提高。

　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结构年轻化。科技工作者中45岁以下者占比70%；科技人力资源中30岁以下人员占比高达62%，而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就业人员中30岁以下人员占比15%。

　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成本比较低廉。中国科技工作者2007年人均年收入为4万元人民币，而美国科技工程数学人员2008年年收入中间值为7.29万美元。

　　科技人力资源红利期的到来，意味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人才红利，采取人才资源替代战略，即用科技人力资源替代物质性的生产资源，从而提高生产效率，相对减少对物质资源的投放，真正转型为一个知识型、创新型、服务型的经济体，实现智能型增长。

　　从国际发展经验和创新实践来看，智能型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　　一是资本投入无形化。人力资本、知识产权等非物质资本投入超过了物质资本投入。例如，2007年，在英国私人部门企业的创新投资中，非物质资本 投资占比58%，物质资本投入占比42%，前者高出16个百分点。2000年至2007年，英国私营部门生产率增长的2/3来源于非物质资本的投入。这直 接改变了就业结构，2000年，全美“创意阶层人士”也就是知识化的专业人员已经占到就业总人口的近1/3，欧洲平均也在25%—30%。2011年，在 美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以上人员占61%。

　　二是经济结构服务化。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在70%以上，高的超过80%。制造业服务化，研发、设计、品牌开发、市场营销、售后服务等服 务性质的活动成为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。2005年世界著名的传统制造公司利润的50%以上来源于上述服务活动，全球500强企业中56%的公司从事服务 业。农业服务化，研发、设计、品牌开发、市场营销、售后服务等与农业生产有机融合。服务业知识化，大量应用新兴技术和科学知识；科学和技术也不断服务化， 形成创新服务业。

　　三是技术生态化。工业文明的技术体系是通过机械化、自动化的手段提高单位时间效率，从而创造庞大的产值和利润。而生态化的技术体系则通过减量 化、数字化的手段，提高单位资源效率，在生产、分配、交换和消费等全部经济、社会过程中，减少资源、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，并对废物进行资源化和再利用；把 原子世界引入比特世界，从而使物与物、人与人、人与物之间联系起来，融为一体，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和生活的全部过程，都能实现智能控制。

　　四是创新全员化。以研发(R&D)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仍然是制造业创新的主要形式，但正在从生产中分离出来，成为社会化的过程；创意和设 计(create and design )，即C&D从研发中分化出来，成为服务业的创新形式，并与研发深度融合；技法、工法的熟化(Ripening)和改进 (Improvement)，即R&I，成为所有生产单元技能创新的基本形式。

　　依靠人才红利促进智能型增长，必须对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。

　　第一、走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。集中式工业化道路，必然造成少数地区、少数行业高质量劳动力无限供给，而多数地区、多数行业高质量 劳动力缺口不断增大。走分布式工业道路，就是把产业职能从已经饱和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出去，在中小市镇建立新兴产业，在广大地区和广阔领域造成大量高 质量工作岗位，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市镇经济。

　　第二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、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。在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，保证研发投入强度稳定增长，同时大量激发全社会除研发投入以外的创新投 入，包括创意设计、技术经营、技术改造、技术引进、专业服务、人员培训、品牌开发、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投入。特别是鼓励制造与服务的融合，支持按需定制和柔 性生产的技术创新，支持基于知识产权的商业模式创新，支持产品服务化的服务模式创新。

　　第三、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特别是科技创新服务业，置于战略地位。所谓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，就是服务业的科技化和科技的服务化，包括金融服务业、 信息产业、电子商务产业等。其中科技创新服务业是知识最为密集的服务业，包括技术开发服务业(研发、设计)、技术经营服务业(转移、转化、孵化)、技术改 造服务业(节能、环保、信息化等)、创新能力服务业(云计算、检验检测、质量认证、战略咨询等)，这些行业无论是内资外资、国有民营，都是低投入、低消 耗、低排放和高技术、高效益的行业，可以吸收大量的科技人力资源就业，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应该优先发展。

　　第四、大力发展创新型大学和技能型大学。建立研究型、创新型、技能型的大学体系，即除211、985等高校按研究型大学方向办学外，其他普通高 校和大量高职高专院校都应按创新型大学、技能型大学办学。研究型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活动绝大多数应该是非市场化的(成果可以商业化)；创新型大学、技 能型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活动绝大多数应该是市场化的。(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　郭铁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