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导读]如果说飞黄腾达和服务百姓，是两个不同的选择。当两者冲突的时候，历朝历代都有官员选择了服务百姓，舍弃前途。这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闪光点。

明 仇英《竹林七贤图》 图片来自网络

京官为官在京城，处庙堂之高；外官在地方，居江湖之远。对古代官员而言，到底是当京官好，还是出任外官好呢？

京官与外官，各有好处。外官常说：“我爱京官有牙牌。”京官则说：“我爱外任有排衙。”牙牌，是朝廷官员朝会时携带的三寸白牌，一般由象牙或者兽骨制成。官员用来记录奏事要点，备忘用。排衙，指的是地方官府的集会议事，通常仪仗大陈，煊赫热闹，后来引申为外官的官威官仪。

牙牌与排衙，读音颠倒，被用来指代京官和外官的优势。京官有牙牌，身处权力核心，能参与最高决策，这是埋首具体政务的地方官所不具备的。在清朝，吏部的郎中、员外郎乃至普通主事，有事途经地方，总能得到超规格接待。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都免不了亲自接风与饯行。他们款待的，不是京官的品级，而是京官手中制定政策的权力。

外官有排衙，净道出巡，威严肃穆、声势显赫——在一板砖能拍倒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御史的京城，这是难以想象的。京城里达官显贵、王公大臣密布，谁能乘马、谁能坐轿，用几匹马坐几个人抬的轿子，可以带多少随从，使用什么仪仗，甚至谁与谁相遇，如何避让、行礼，面面俱到，都有繁琐得不能再繁琐的规定。稍微有一丁点儿违规，就是“僭越”或“非礼”，要被御史老爷弹劾。普通京官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子，带一两个小厮随从，不得不低调。在州县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普通知县出行，动静都能和京城的顶级权贵相媲美，铜锣开道、衙役净街，接着是长长的仪仗：先是高高举起的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牌，再是“某年举人”“某年进士”“某县正堂”“七品顶戴”“加级记录”“赏戴蓝翎”或“某某嘉奖”等等牌子，谁都能拼凑出一溜儿来。走完仪仗，老爷的轿子才出现，四人抬是最普遍的，此外还有押轿的长随、紧随。殿后的是官府的差役，能量稍大的外官还能“借”来正规官兵。这阵势，不仅能吓住乡野村夫，也能把同品级甚至高品级的京官惊得目瞪口呆。

清代笔记《巧对录》转录杨仪《明良记》说，官员使用伞盖有严格的规定，明代京官只有考官入场、状元归第时才使用，其他时候不敢打伞。当时的南京作为明朝 “留都”，保留了一套京官序列。南京京官在用伞方面稍稍宽松一些，显贵的人平常敢打两檐青伞。曾经有南北两个京官互开玩笑，北京京官说南京同僚：“输我腰间三寸白。”（牙牌）南京京官就回道：“多君头上两重青。”（两檐青伞）

在实践中，古代官员还是倾向于当京官。明清的新科进士，最优者选翰林，平常者谋求中央部院职位，劣等进士才被分配到州县。明朝官场称：“州县官犹如玻璃屏，触手便碎。”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，如丧考妣，乃至有大祸临头、仕途绝望之感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：如果外官有排衙，可以摆官威官仪，但事务繁杂、升迁不畅，政治前途黯淡。按照投入和产出的算计，当外官是付出多、回报少的一条路。

现实也的确如此。新科进士出任外官，沉溺州县几十年，很多人一辈子都只是知县、知州，少数人能够熬到知府、道台退休。至于升迁为巡抚、尚书的，简直是寥若晨星。其中原因，大致是外官晋升的竞争远比京官激烈，且政务烦杂、责任重大，极易出错，从而耽搁前程。巡抚、尚书职位，几乎被进士出身的京官所垄断。明清政坛常见的“星光大道”是这样的：进士出身、入选翰林，几年后调任中央部院，再外放地方藩臬、道台（最不济也得是知府），在地方锻炼一两任后，升迁为督抚藩臬或回京任尚书、侍郎、九卿。通常只要二十年出头，一个新的达官显贵就诞生了。

当然了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留京为官，一些人就热衷当外官。个中原由，不能全归为排衙的魅力，还有其他诱惑：地方官缺一般比同等京官“肥”，实际收入高。清代一个知府的养廉银，几乎与内阁大学士相当；地方州县生活压力小，外官生活质量较高，尤其是在一些风光旖旎的鱼米之乡。清代京官，外放一省学政，不仅一辈子吃喝不愁，还能收一长串的弟子，并且吟诗诵词，指点辖区景点，好不快活。外官在游山玩水之时，京城的同僚们说不定正骑着小驴车，奔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，进出各家当铺典当衣物呢！

说到游山玩水，这简直是外官的“工作”内容之一。修缮辖下景点，挖掘人文内涵，搞好了不仅能提升辖区的知名度，这项工作本身还能名垂青史。比如，杭州要感谢白居易、苏东坡两位父母官，扬州二十四桥要感谢杜牧。如今，神州大地的很多景点，都得益于古代文人官员的点拨、提炼。

唐朝大中年间，雍陶出任四川简州（今简阳）刺史。州北二里，有一桥，名“情尽桥”。雍陶一次送客至情尽桥，问左右：“何为名此？”回答说：“送行之地止此，故耳。”雍陶认为用“情尽”二字命名桥梁，未免有背人情，因此改名为“折柳桥”。并题诗：

从来只有情难尽，何事名为情尽桥！

自此改名为折柳，任他离恨一条条。

这一改名，很快成为了地方佳话和文坛趣事。历代文人墨客经过简州，就多了一项谈资和一个流连、题咏的地方。清朝乾隆年间，进士胡德琳出任简州知州，在折柳桥附近道旁广植杨柳，两行垂绿，直至折柳桥前，风景大增。他也写了一首七绝，说折柳桥：

夹道垂杨千万枝，春风长养碧参差。

桥边系马情难尽，折柳谁怜种柳时。

胡德琳是一个文人官员，喜欢以诗文会友，为官每至一地，搜罗当地文献，编修地方志。他在四川、山东等地为官多年，主持编纂了多部志书，顺便自身也成了一个藏书家。同样喜好读书诗文的赵熙，于清朝末年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。公余，与一帮士大夫经常相聚于“广和居”酒家，谈诗文只是幌子，主要是对现状不满，一起来发牢骚、骂朝廷。聚会的都是士大夫、穷京官，没一个富豪权贵、上层人物，赵熙就自嘲大家是“下流社会”。

一次聚会，大家谈起直隶总督陈燮龙让妻子拜庆亲王奕劻为义父，后任安徽巡抚的朱家宝让儿子拜奕劻的儿子为义父，都变相实现了自己给奕劻当儿子的“愿望”，认为这两人奔走权门，“无耻”。朱家宝和赵熙是同年进士，有很重的“年谊”，赵熙照骂不误，骂了不解气，还在“广和居”墙壁上题诗，讽刺“居然满汉一家人，干女干儿色色新”。店主惧祸，赵熙等人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叫伙计把诗给刮掉了。这事儿如果搁在地方州县，知府大人题写的诗句，就算狗屁不通，哪个店家敢刮、敢铲？

在游山玩水方面，苏东坡是一个典型。他历任外官多地，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旅游和吃喝方面的佳话，菊酒、荔枝、东坡肉……一个也不能少。后人非但不说他“不务正业”，还觉得他是一个好官，顶多再说他“好吃”。说到吃，中华饮食博大精深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。宦游九州，绝对是“吃货”官员的最爱。以四川成都为例：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北方人贺伦燮任四川警察总监时，常在正兴园喜用北方味宴客，他喜大油好美器，人称“贺大油”。1909年的《成都通览》载：“席面之讲究者，只官正兴园一处。……其磁盘瓷碗，古色斑驳，菜亦讲究，汤味甚佳，所谓排场好而派头高也。”……后来，浙江人周善培继任警察总监。他亦是个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美食家。他的特点是求出新，常以扬帮菜味与川菜、川味相结合，烹制出“茄皮鳝鱼”、“芋头圆子”等菜品。还用新津县牧马山的大灯笼海椒，挖空瓤子，内填鲜虾，再掺入绍兴黄酒，使江浙菜略带四川辣味，达到“解酲未减黄柑美，隽味能欺紫蟹香”的美誉。（《益州集粹·川筵》）

外官之中，多美食家、旅行家，这能否算是任职外官的一大吸引力呢？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美食也好、风景也好，都不是评价政治成败的标准。成为美食家或者旅行家，并不能为官员增加政坛斗争的筹码。“不务正业”的苏东坡在政治上就不太成功。要想平步青云，还得走京官路线。那么，为什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热衷外任呢？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他们与权力欲的相对“绝缘”。他们不追求飞黄腾达，所以投向地方、村镇和山野。州县吸引他们的，固然有美食美景，有淳朴的民风，更有保持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。

古代官员编制非常之少，一个县里吃皇粮的人屈指可数。知县上任后，拥有极大的权威，可以号令一方。同时，古代交通不便、通讯不畅，在天高皇帝远的州县里，有心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甩开羁绊，一展拳脚。清朝的方大湜，出身州县官员，在光绪年间历任直隶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，算是外官中的佼佼者。解职归田后，方大湜对亲友说：“官至两司，不如守令之与民亲，措置自如也。”在方大湜看来，省级的高官比不上州县的父母官，因为后者可以独立自主，施展平生所学，实现施政抱负。

如此的权威和独立，或许是那些怀抱着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父母官更在意的。如果说飞黄腾达和服务百姓，是两个不同的选择。当两者冲突的时候，历朝历代都有官员选择了服务百姓，舍弃前途。这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闪光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