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导读]犹太人对中国人的印象，据我所知所见，几乎没有负面的，最直接的原因，是中国在有世界影响的诸大国之中，乃唯一从未有过反犹主义的国家。

民国时期的开封犹太人

这一类社会新闻是最没争议的：1943年，避难上海的犹太人卡尔打算回到德国，临行前，把自己的一批藏书托给了上海友人林道志保管，这批书有2000多本，希伯来语、英语、德语都有，还包括一批价值不菲的宗教书籍。卡尔答应以后来取，之后的七十年，林道志及其后人一诺千金，善保书籍不受战火和动乱的牵连损害，但卡尔那边始终杳无音讯。最近，这家人将书籍交托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，由其代为继续寻找主人后裔的下落。

犹太人对中国人的印象，据我所知所见，几乎没有负面的，最直接的原因，是中国在有世界影响的诸大国之中，乃唯一从未有过反犹主义的国家。非但如此，一说到中国，犹太人便会提及上海、哈尔滨和天津这三座城市，他们都是犹太人的避难之所，从19世纪末到二战后，犹太人在这里躲避大迫害，还留下许多像林道志那样的佳话。去年，我得知有犹太人专门在上海查考犹太先祖墓碑，一度想要联系，惜乎找不到人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年内塔尼亚胡访华，前几年开封郑重其事地重修犹太教堂，官员们都大谈中国人与犹太人的亲密关系，谈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似，比如重视教育、家庭，都曾经历丧国之痛，不屈不挠之类。这种官话，听听过就罢了，切莫当真。中犹之间，根本谈不上有多亲密，更谈不上相似，至少，这种亲密和相似的程度，支持不了那些想借个由头唱戏捞钱的行为。

最早在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作比较的，是斯宾诺莎，一位生活在荷兰的犹太先哲，他的名字在以色列的主要城市里都被用于冠名道路。在1679年《神学政治论》里，斯宾诺莎谈到了犹太人为何要保持割礼的习俗（男童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包皮）：“我个人相信，单凭这个就能让犹太民族长存”，甚至他们可能重新振兴自己的王国，“上帝也许会再一次选中他们。”

然后是类比：“关于这样的可能，中国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证，与犹太人一样，中国人在头上有个显明的标记，他们极小心地保留着它。因此标记，他们和其他民族相隔离达若干年之久，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要悠久。他们并不能始终保有自己的国家，但他们亡国后还可复兴。无疑，在鞑靼人骄奢淫逸、富而丧志后，中国人又振兴了。”

“明显的标记”，是指华夏文化。以晚明论，江阴、嘉定等发生过屠城的地方，事实上早就接受和承认满人的统治，但清朝下达薙发令，触发了东南一带的抗争，就是因为动了汉人心中事关生死的文化尊严。讽刺的是，斯宾诺莎撰写这本书时，满清已进入康熙年间，古代汉人的最后一个政权早已亡了，要再度驱除鞑靼，需要等到民国。更大的讽刺在于，就是在斯宾诺莎之后，关于两个民族，抑或中国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的“相似”的言论迭出，浑然无视两个民族在历史和文化上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相遇。

就说这几个经常被人提到的案例：开封犹太人，算是“相遇”的证明吗？这一支犹太人来路不明，又神秘地消失不见，当年还得因了利玛窦的一句话，中国人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研究它的意义，与其说是“中犹文化交流”，不如说是探讨犹太人究竟能不能融合进其他文化，会不会彻底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；换句话说，它究竟是因为捍卫民族的独特性，因而绝嗣而消失，还是因为跟异族通婚、血脉交融而消失？18—19世纪的本笃的本笃会神甫格里高尔，在一本论犹太人的著名小册子里持后一种观点，他说，河南犹太人接受了一部分中国习俗，并且尊崇孔教。这个情况证明，犹太人可以放弃一部分宗教律令，接受他们所处的地域的文化。

格里高尔持此说法当然是有动机的。不过，关于此事的研究主要与犹太人有关，应当没什么疑问。开封把犹太教堂重修了一下，弄成一个旅游景点，但根本不关心对犹太部落如何“中国化”，更谈不上研究它的消失了：它的存亡对中国人并无影响。

那么哈尔滨和上海呢？葬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为数甚多，他们都是1881年沙俄开始迫害犹太人之后，犹太人跨境逃到中国的产物，他们对哈尔滨从一个小渔村（“哈尔滨”三字的满语意思即“一个晒渔网的地方”）发展到大城市颇有贡献，在哈尔滨留了不少旧建筑。但是，这些犹太人对中国人的影响主要是感情上的：他们与中国人共同度过了晚清的黑暗时期、民初的军阀混战、东三省沦陷、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，与之对应的犹太史，则是全欧大反犹、希特勒、集中营、斯大林……同样血泪斑斑。

中国人把犹太人看作“远方的弟兄”，是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是睹物思人，因了解对方的遭遇而生的同病相怜。越是距离遥远，越是彼此陌生，中国人越会产生弟兄的想象，并在彼我之间做出类比；犹太人的苦难，向中国人证明“全世界都在受苦”，增强了他们活下去的信心。

现代犹太人的身份感，一半是被希特勒和大屠杀所塑造的，他们对三四十年代举步维艰的记忆没齿难忘。本雅明的自杀只是众多在举步维艰下“心死”的案例中最有名的一个。那些已经成功逃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听闻隆美尔在埃及推进，又是怎样一种末日心情。日本寇占东三省后，哈尔滨犹太人的感觉与他们耽留在的中东同族一般无二，他们只能继续南逃，到天津，到上海。上海的中国人与犹太人的感情，除了同病相怜外，还有身为恩人对一种偶然缘分的积极认同——这里的“恩人”没有贬义。对一群不屈不挠的难民施予自发的民间救助，当然是善。

但这种亲密只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，如同林道志和卡尔的关系，并非两个民族之间，到现在，除了喝茶吃米饭外，以色列的犹太人对毛时代以前的中国人还是一无所知，也就能从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学生那里了解一二，或者从在中国经商的亲戚口中了解些什么；两个民族也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，所谓重视亲情和教育，基本上是拉拢对方的藉口。本来是纯个人化和情感化的接触和亲近，现在混进了奇怪的东西：犹太人享有了聪明能干的好名声，所以，我们把那些偶发的私人友谊放大为一种貌似必然的集体亲密，好像在说：这个了不起的民族曾经寄我篱下，得我庇护，所以……可以证明点什么吧？

什么都证明不了。一群犹太人在远离地中海东岸的地方消失，另一些犹太人在中国避难，实际上仅仅对犹太人有意义，因为犹太人如此重视寻根，对每个流亡过的地方，哪怕只是几个家庭组成的一个很小的群体，都会有人去寻踪蹑迹；中国人不关心这些，实属正常，何况咱中国人对自己的根，好像、似乎、仿佛都不太在乎——开封南边不远就是周口，想想前阵子都发生了些什么吧。

在薄弱的民族情谊之上，阶级情谊倒是更结实些。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建立一个国家，他们知道得用“苦难与抗争”的故事来团结、激励犹太人。为此，他们把全世界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都借用了过来。1935年，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女记者布拉哈·哈巴斯编出一本著名的文选，在犹太人的，题为《劳动儿童：世界各地劳动儿童故事选》，其中的“中国故事”，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：一个劳动人民的孩子，出身贫寒，在凌辱中长大，小小年纪就被送进外国殖民者的工厂，最后惨遭毒手，等等。高玉宝们根本不知道，曾有很多犹太人为自己哭泣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