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井田升先生在《中国法律史》中认为中国法律是威权主义下的“法令”集合，这些法令本身来自于“仁”、“孝”、“忠”等道德概念，这使得中国法律在漫长的历史内始终保持着道德即法律的状况，由此带来道德与法律边界模糊不清的困境。仁井先生研究指出，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本来不存在，但因为人们的某些行为违反了道德，于是道德便成了“私法”，乃至于在公共案件中被随意使用。

       在现代社会中，法律和道德完全分开。庞德先生在《法律与道德》中论述了各学派对法律与道德的各类区别，他指出法律与道德最大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，法律只规定所谓的“最低限度的道德”，道德则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了规定。现代社会并不要求人人都是圣贤。亚当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陈述了“自私的德行”，他认为正是因为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，才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利，从而使得人类从蒙昧社会中不断发展，而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，“自私”能最大限度的将资源利用起来。但如果人人都是圣贤，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也就消失了。因此，在现代社会的法律强调保证人们能够互惠互利，而不是要求人人皆能成圣贤。

       道德与法律界限模糊不清，往往造成历史悲剧，纳粹德国曾制定纽伦堡法案，表面上是针对犹太人的排犹法案，但实际结果却是反对纳粹的德国人都受害了。因为这个法律要求所有人证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，但在现实中，很多人没法拿出“被认可”的证据，结果只要反对纳粹党，就可能被投入监狱。这可以被视为道德向法律过度扩展之后的极端表现，因为将法律过度道德化，其结果必然是许多人无法达到法律的要求，于是受到法律惩戒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律变成了工具，其作用如同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所说的那样：“应当抓住他们的把柄，让他们处于时刻的恐惧之中，这样他们才会服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