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法律追求“无讼”，并将“无讼”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，在司法实践中更贯彻这一理念，中国历史上对此并没有太多质疑。但是，正如荣格所言的，人类的意识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部分，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交流，但语言无法完整而准确地表达个人的意思，因此矛盾无法根本避免，在这个意思上说，“无讼”的追求本来就不合理。

       在冲突无法被消除的情况下，追求“无讼”只能造成各种问题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排斥司法程序，不接受诉讼，制定苛刻的立案条件，立案困难进一步加剧“私法”盛行，明清会党文化盛行，就是这种“无讼”理念的结果，私法盛行必然伴随着诸多的人为因素，法律的公正性也无从保障。

       即便能够进入诉讼程序，传统中国法律对结案的要求也令人不解，急于结案使大量案件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就被宣判了，冤案和错案多由此产生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判案速度也是官员考核的重点，“庞统半日断百案”更是被当做一个好法官的案例被广为宣传。事实上，急于求成必然带来判案的不公，因为证据缺乏，案件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审理——这促成了狄仁杰在大理寺半年就纠正错案三千多起。